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桂南省藤滨木患属锈枝红豆库莽黄堇牛膝菊属

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断面上真空镀金再次扩大，已成为内需不足、外向度高的重要原因。再不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城市工人失业将继续增多，国内社会问题四照花属日益突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也将更加被动；如果我们真有本事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其后果是使农业小生产方式凝固化，延缓城市化进程，使国民经济主要矛盾逆转。其实，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城市化滞后的必然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城市化的动力。因此，要破解这个二律背反的难题，必须跳出三农论三农，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把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城市化结合起来，使农民收入提高不产生逆调节效应。

盘活城市土地资产

今后城市建设用地应该停止批租，改收年租，降低用地成本。把土地经营权留在政府手里，保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级差地租归全民所有，用地租办几件大事。

国有资产必须有偿使用。任何单位、个人占地必须交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明确地租范畴是国有土地资产保值增殖的战略措施。目前城市建成区的土地几乎是无偿使用，随着城市扩容，城市经济发社会进步的成果，通过级差地租的形式大多转归集团和个人物质利益。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夺。市场经济要求全要素核算，党、政、事、企各类单位团体和个人占用土地必须交租，地租是单位经费和企业成本的组成部分，必须明确这一核算内容。

当前社会保障、保险基金缺口很大，实际上是因观念误区记错了帐号。包括土地资产在内的全部国有资产，就是全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社会保障、保险基金。只要理顺产权关系、分配关系，明确地租范畴，政府行斑叶堇菜使社会保障功能的全部费用都可以解决。

鉴于目前国拨、批租两种产权体制并存，建议采取把级差地租变为土地占用税的形式征收，适当提高税率。对全国668个城市建成区的土地，每年平均每平米增收2角钱地税，一年可筹集2800亿元以上的资金。用这笔国有资产收入当前可办几件大事，并逐步取代国债。例如：

用500亿补充城市当年社会保障基金；

用300亿补交举家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

用1000亿加速中小城市扩容和政府廉租房建设；

用500亿把不利于人类生存、人和自然矛盾尖锐地区的居民移到中等城市；

用500亿投资万人以上居民点的教育事业。真正落实9年义务教育，扩大高校招生。

这2800亿地税的征收，肯定加大企业成本、机关、事业单位的负担，但理顺了产权分配关系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如能按上述方向投入，必将对内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自己有钱何必举债。以租税代替国债，既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又保证了财政安全。土地低租低税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在国内是多数人向少数占地多的人让利，在国际上是我们通过出口产品向外国消费者和政府让利让税。为了启动某项战略，有目标的让利，是必要的，但不能笼统地过分地让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全要素核算的程度应该逐步提高，让也让到明处。提高土地租税，哪怕提得再低，也必然触动既得利益结构，但目前已到了不动存量结构，改革迈不动步的时候了，必须痛下决心触动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否则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影响发展的大局。

禁止并清理用国有资金超前建设

把超过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度，超过为纳税人服务需要，超过企业经营需要的部分楼、堂、馆、所剥离出来，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把这部分资产变现，用于回收已批租出去的城市建成区土地的经营权。改批租为年租，从而大幅度降低城市住宅价格，大幅度降低房租，降低城市化的门槛。这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跨过住的阶段具有战略意义；对化农民为市民，加速城市化，提高包括现有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收入水平更是立竿见影。

清理的主要对象是银行。从遍布全国大大小小城市的金融大厦来看，我国俨如一个金融强国。该行业的业绩和巍峨壮观的高楼是多么的不相称。全行业亏损，亏在哪里？就亏在这些堂皇的建筑上，就亏在这些摆花架子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痛下决心理顺财产分配关系。

全国各级城市暂缓率先现代化，停止制造城市盆景的任何超前建设。把非经济性投资转化为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消费基金，把最低生活保障线再提高200元左右。把美化城市的资金用于民生方面，让人民先得实惠。不解决三农问题，不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企业化，这种超前建设就应该冻结。当人民消费结构升级度过住宅关、教育关、社会保障关再谈城市现代化问题。这恐怕是最快最有效的现代化战略。

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的生活质量、精神素质的提高。这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目前9亿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这个大本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化过大，黄、赌、毒、黑等负发展现象日益严重，却奢谈什么率先现代化，必然落入现代化陷阱。除非特别关税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不能率先现代化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要素是流通的，城市政府执着于现代化指标，必然对要素流通采取种种限制措施。某些大城市对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已使人们感到，这种决策是独善式的现代化，不合共产党宗旨，这样的现代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城市对农民设置种种障碍，怕城市病，想率先现代化，而我们浙江农民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城市里大显商业才干，加速外国城市化。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某些城市的人均GDP统计指标达到数千美圆，令人振奋。然而这些GDP是有户口的人自己创造的吗？那些数以百万计打工仔打工妹没有创造价值吗？创造GDP的人口都计入分母了吗？如果统计准确，某些城市人均GDP可能降为目前的一半还不到。

中国目前面对五化联珠的局面：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有人要顺向发展，有人要逆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必然是顺向发展，努力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为市场化创造条件，为现代化准备坚实的基础，在此前提下全方位开放，跟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一个天体，如果没有自转，不仅当不了恒星、行星，连当卫星的资格都没有，必然落到其他星体上，粉身碎骨。一个大国，不紧跟国际潮流，就要落后，但不了解自己的国情，不保持自己的特色，不和潮流保持距离，干现阶段自己该干的事，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农民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我们的优势和劣势都在于我们还有3亿左右价格低廉、素质低下的城乡劳动力就业不足。资金、科技、劳动力三大要素的结合、替代是要讲机会成本的，不仅有经济成本，还有社会成本、政治成本、历史成本。资金、科技替代劳动力，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劳动力接骨木供给不足的时候。一个企业可以把剩余劳动力交给社会，一个独立的国家你交给谁？人不就业，再完善的社会保障，再高的社会福利，也会养出事来。现代化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盲目跟美国的风。美国不断放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生物经济的令人着迷的风来。如果发展中国家把可以动员的财力、硬通货和吸引的外资都用于不断跟风，无异于用高密度资金、高科技排挤低素质劳动力，制造更多的失业人口贫穷人口。我们的财力应该七、三开。用七分的力量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普及问题；用三分力量解决信息化问题、国际化问题。

农业企业应免征五年农业税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农户不是一般纳税人。中国封建社会征收赋税，一直以民众的财产特别是土地为依据。因此，一般而言，民佃不直接向国家缴赋税。民佃即无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农民不是纳税人，地主是纳税人，实际上农民向地主交的地租是含税地租。只有官佃才按私租亩数向国家缴纳地租，赋税、地租也是合一的。不管民佃、官佃农民都不是纳税人，只是交租人。虽然负担都是农民的，但对国家而言，纳税人多少，单体规模大小，税收成本是不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地主、富农，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地租消亡了，农民成了土地税、产品税合一的农业税纳税人。在集体经济时期，没有农户，集体是农业税的纳税人。1981年全面实现大包干之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分离，农户成为经营实体，政府直接向农户征税。把农户当纳税人收税成本、社会成本都很高，成为农户负担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本应该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人代表当纳税人，农户承包费或地租内包括税。国家和农民少养税务人员，大大降低国家和农户的交易成本。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户平均规模只有8亩耕地，农业剩余很少，是一个生活生产统一体。在市场经济意义上，这种小农户缺乏生产性，自给自足、简单再生产是其基本特征。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月收入800元。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具备纳税人资格。以农户为纳税人，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问题。

从农产品成本核算来考察，农产品的成本利润率是农、工、商、建、运、服各行业只最高的，扣除租、税、息之后，甚至还有超额利润。但纳税人是农户，不是农产品。农户作为一个核算主体，它一年耗费在农产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全国劳均不足80天，大量活劳动对农产品生产是虚费的，但对农户经营成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作为经营单位的所得税是剩余价值M的分割，是利润的社会扣除。农户的所谓纯收入V＋M中M占的比重极小，扣出地租之后还常常出现负值。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农户都不宜当纳税人。农民目前已无税可纳了。农业劳动在现实的中国已不是简单劳动，而是相当复杂的劳动。同是一个人，在城市打工一个月收入可以比种地一年收入还高，这是不正常的。这说明目前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是在萎缩条件下再生产的。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两个人的活，六个人干，必然是六个人吃两个人的饭。所以，只要农户没有转化为企业，就不应该是纳税人。

我们应该通过明租、正税、除费理顺农业分配关系，明确农业税的纳税人。明租，农户种社区土地只交地租，不是纳税人，不向政府交税，也不向社区交义务性、强制性的费；正税，政府及其下伸机构为纳税人服务的一切费用都堂堂正正通过由法律规定的税来获得。税外停止一切收费。收税是政府行为，收费是商业行为。社区土地产权法定代表机构是土地资产税的纳税人；农业企业是农业税的纳税人。改革后的农业税不再含土地资产税，只是企业所得税，城乡应该统一税制。什么时候农民和市民可比月收入达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再讨论对农民收税问题。

鉴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业企业化困难较大，我们建议免征农业税五年，县、乡、村行政费用由中央财政拨付。为了强化土地管理，土地资产税不免。在这种条件下免税，对小农户影响不会很大，不会产生逆调节效应。当前免税主要是鼓励企业化农场的发展，特别是城里企业到农村去办大农场、办农产品加工厂将受到巨大鼓舞。企业化农场象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样，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期的经济性特区，吸引内外商到农村去投资建场（厂）。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两免三减半力度不够，五年是比较适宜的。

国家投资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

我们应该承认80年代农业的好形势，除了价格推动之外，公社时期大型水利建设的遗产起了巨大作用。近些年旱涝成灾面积不断扩大，说明我们在水利建设上投入不足、遗产耗费破坏得比较严重。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观的转变，粮食安全观也应该转变。把产量安全观转变为产能安全观。国家应该把补贴粮食流通的资金投入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上4、更换了夹具以后去，储粮于土、储粮于水、储粮（2）测定低碳钢的屈服极限σs和铸铁的强度极限σb于科技。目前国际粮食价格便宜，我们应该全面放开粮食市场，让市场调节生产和消费，放宽进口粮食的限制，借地种粮，用节省的政府财政补贴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投入，把相当数量种粮农民转化为工程大军，通过转业增加收入。

有人说，21世纪的战争是争夺水资源的战争。这话不无道理。我国水资源严重不足，但又常常受洪水威胁。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建立排蓄结合，明暗结合、地上与地下结合，能够调节水的时空分布的水体系。关键是把水留在境内，变洪灾为水利。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来完成，我国城乡剩余劳动力全部投入这一工程，本世纪也难以完成。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国力，采取以活劳动投入为主，以工代赈的办法，兴修水利是可行的，一年动用一千万个‘河工’，也是可能的。一个劳动力一年3600元工资，1000万劳动力耗费360亿元。按物耗、人耗比一比一计，物耗也是360亿元。一年下决心拿出720亿元大兴水利，是十分值得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缓和了城市化的压力，又以大量的劳动积累改善了水土资源环境，形成大量固定资产，使土地资本迅速升值。这比多修几条车少人稀、效益不佳的公路要划算多了。

只要有足够的优质的水、土资源、良种等科技要素，粮食安全就有保证。粮食生产周期半年左右，一旦买粮不如种粮划算，本国的粮食很快就会生产出来。况且我们有国家储备，有一定数量的效益高的正常粮食产量，粮食安全是不成问题的。采取这样的粮食安全战略，就可以使农民把农业真正当做一个产业来经营，农业不再是任务农业口粮农业，而是赢利农业。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市场基础就形成了。有利则干，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一切按经济规律、经济利益运行。农民才真正摆脱土地、粮食的奴役，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自在走向自为。可见粮食观念、政策改变的意义是何等的巨大。

加矩唇石斛速中等城市扩容和政府廉租房建设

我国小城镇偏多，大、中城市偏少。目前全国有两万左右小城镇，如果一个小城镇每年能吸收1000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就是2000万个，我们还愁什么？但实际上，小城镇吸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农民在小城镇难于找到工作，农工潮连中、小城市都越过，直涌大城市，其中特大城市压力最大。这说明中等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很弱。我们应该优先加速中等城市扩容，为特大城市设置保护带减轻压力。

中等城市主要是指20万到50万之间的地区性中心城市。这种城市积聚了相当的经济能量，人气、市气、辐射力都已开始显现，但由于它们尚处于从小到大的转换阶段。上述两气一力积聚得十分缓慢，城市扩容能力低，吸纳能力差。在这关键时刻，上级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帮助中等城市加速扩容，对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战略意义。

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基础结构建设和居民住宅建设，吸引农民进城、建城、打工、定居。我们应该大量建设政府廉租房，以劳动寿命40年为住宅回收期、定月房租（R=P/40X12），使城市广大工薪阶层和进城农民都能租得起住得起。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卡在了住的问题上，发展住宅建设，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并将带动50多个行业的发展，其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相当可观的。

加速中、小城市扩容和政府廉租房建设的资金，除了我们上述的土地税来源之外，我还是建议压缩修路的钱来解决。近十几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修路十分重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目前路已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不用说西部、中部地区，东部发达地区修的高等级公路，效益也不理想，有的连利息都收不回来，浪费了大量资源，对人民现实生活的提高带动不大，是效益期货。而目前城市短缺、住宅短缺、教育短缺、社会保障短缺，投资重点排序无论如何也排不到路上，但人们就是对路情有独钟。这正是财政孤军奋进，民间投资、社会消费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当前加速中等城市基础结构和住宅建设是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立竿见影的战略措施。

《中国经济时报 刘福垣》